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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为何对汴河如此重视呢?其实汴河不止有航运功能

作者: 杜甫 发布时间: 2020年07月21日 13:53:43

  淳化二年(公元991年),东京汴梁附近的河渠决口,宋太宗闻讯,天刚亮就乘步辇出乾元门,亲入泥淖,行走百步,视察灾情。他对群臣说:“东京养甲兵数十万,居人百万家,天下转漕,仰给在此一渠水,朕安得不顾!”宋太宗为什么会为一条河渠亲临抢险抗灾现场呢?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。

  大业元年(公元605年),隋炀帝下令开掘隋唐大运河首期工程,运河将板渚,经鸿沟、蒗荡渠,睢水连为一体,北接黄河,南连淮河,流经豫、皖、苏等三省六市,全长650公里。这条运河就是汴河,也叫“通济渠”。宋太宗指的正是汴河。

 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的北宋,在外交上实行“守内虚外”的政策,先后与辽朝、西夏签订不平等条约,以岁贡银绢的形式换取边境和平。对外采取“不立田制,不抑兼并”和“恩逮于百官唯恐不足,财取于万民唯恐其有余”的专制政策,官僚阶层兼并土地,盘剥百姓,外加五代十国的割据战争,农民缺少土地和生产资料,加剧了北宋朝廷“币藏空虚,财用枯竭”的经济危机。

  北宋实行中央集权制,“畜兵京师,以成强干弱枝之势“,据历史学家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推断,北宋初期的禁军数量有20万左右,至仁宗时期多达八十多万。重兵云结汴梁,对军需物资供应急剧增加。在外交、经济、军事的三重压力下,北宋失血严重,亟需高效便捷的输血途径。

  自中唐以来,江淮地区的赋税占朝廷财政税收的90%以上。汴河连接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,突破了南北航运的瓶颈,拉起了汴梁和南方联系的纽带。北宋选择汴河无疑是当时的最佳方案,起到了“国家御戎西北而仰食东南”的目的。

  自开通以来,汴河一直是南北水路交通的大动脉。安史之乱后,汴河年久失修,河堤毁坏。五代时,受战争影响,汴河废置长达半个世纪之久。后周显德年间,周世宗柴荣先后三次疏浚汴河,为北宋设置以汴河为主的航运体系打下了基础。据《宋史·河渠志》记载:“有惠民、金水、五丈、汴水等四渠,派引脉分,咸会天邑。”北宋以汴梁中心,确立了由惠民河、金水河、五丈河、汴河组成的“漕运四渠”。为此,专门成立了负责漕运的发运司。它以10至30艘船为一纲,共掌握了200纲,实行官船、私船分运制,推行一年四运制,每年漕运期限长达二百多天。通过巨量的南北漕运,维持汴梁的生机和繁荣。

  明朝杨宏编写的《漕运通志》对汴梁漕运进行了详细的记述,当时汴河不仅要承担“江南、淮南、浙东西、荆湖南北六路之粟”,还有关中的漕运也要经过汴河转运,“四河所运,惟汴河为最重”。单以发运司掌控 “淮南之船,以供入汴之纲,常六千只,一舟之岁运常千石”,加上其他的公私船只,总数超过万艘。

  开宝五年(公元972年),汴河漕运不过数十万石。至太平兴国六年(公元 981 年), 漕运四渠总运量为550万石,汴河承担了江淮米食300万石, 菽100万石,运量增加了数倍。大中祥符初年,漕运猛增至700万石。

  神宗时期,日本僧人成寻在汴梁大相国寺交流佛事,亲眼目睹了汴河上繁忙的航运景象,他坦言:“汴河两岸著船不可胜计,一万斛、七八千斛,多多庄严。大船不知其数,两日见过三四重著船千万也。”据测算,北宋创造了漕运历史上最高记录,而汴河占北宋总漕运量的3/4。北宋参知政事张洎认为:“唯汴水横亘中国,首承大河,漕引江湖, 利尽南海,半天下之财赋,并山泽之百货,悉由此路而进。”汴河成为黄金水道已初具雏形,北宋在汴河的支持下得以享国167年。

  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统计,神宗熙宁年间,汴梁共有160多个行业,说明汴梁商业和手工业分工细致,商品经济高度发达。北宋词人周邦彦的《汴都赋》有云:“舶妒相衔,千里不绝,越般吴糟,官艘贾舶, 闽讴楚语,风帆雨揖,联翩方载,征鼓锉铃。”从词作中可以看出汴河对汴梁社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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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汴河漕运的长盛不衰,和北宋推行的漕运制度也有密切关系。开宝五年(公元972年),发动司设置漕运转般法。具体做法是在运河沿线的泗、楚、真、扬四州(州治所今安徽泗县、江苏淮安、仪征、扬州等地)设立转般仓,东南六路的船只在此卸载漕粮,“载盐以归,舟还其郡,卒还其家”,漕粮由“汴舟诣转般仓运米输京师”。由于纲船可以附载商品入汴,这一做法既能让社会、发运司和船主利益均沾,又可以提高漕运的效率,转般法一直实施到北宋末年方才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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